肥胖症
导致该利用的没促进，该保护的无法落实。
因此，删除权规则对搜索引擎的适用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5〕See Oscar Raúl Puccinelli， The RTBF 2.0 in A. Von Arnauld and others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New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00-302. 〔6〕参见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例如在任甲玉案中，原告认为，其与陶氏公司的合作已经结束，且因該公司在业界口碑不好，因而如果有学生或合作伙伴搜索原告的名字，从百度网页搜索结果，会误以为其仍然与该公司存在合作，将影响其声誉，也会影响其工作交流和日常生活。在出现上述两种不能删除的情形下，法律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只能采取存储及其他保护措施。当然，在此情形下，如果信息主体主张搜索引擎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而搜索引擎认为其行为并未超出合理的范围，此时，其应当有权提出抗辩，从而对抗信息主体的删除请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只适用于网络环境，针对的仅是网络侵权行为，如利用互联网发布不实侵害他人权益的言论等不限于个人信息。这就是说，对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原则上无须取得其同意就可以处理。
如果搜索引擎在搜索相关个人信息时，非法制作各种大数据，与他人共享，甚至打包销售，此情形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1〕See Vgl. Nolte/Werkmeister， in： Gola， DSGVO，§17 Rn. 8. 〔2〕参见余筱兰：《民法典编纂视角下信息删除权建构》，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2014年该法修订后，已没有这一内容。
为此，能否通过对行政委托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这就有必要对行政机关间的委托作深入研究，包括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委托区别于行政机关对社会组织委托的特殊性质、特别法依据的构造和法律效果的归属。这是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国家也垄断着一个指定国家中所存在的强制权力。[51] 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必须有特别法依据，并不意味《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特别法授权条款是多余的。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火实施办法》（2010）第13条第1款规定，计划火烧面积不足0.1公顷的用火许可证，报乡（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或委托村森林防火组织批准。
[91]参见沈岿：《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下的行政诉讼适格被告——评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再审裁定》，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3期，第162-176页。[8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会字〔2021〕38号）及其说明。
如《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28条第2款不应该规定国务院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而应该规定省级或县级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在房屋被强制拆除后，所有权人要确定被告就需要解决是否存在委托，到底是实施机关还是负责机关委托，举证都非常困难。[56]在《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间的委托后，有的法规和规章作了实施性规定，但规定的委托对象却是行政机构。行政机关如认为相关民事主体超出委托范围实施的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应由国家最终承担，可在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向其追偿。
[62]这样，受委托组织应当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代行职权并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就成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5款的规定和我国行政法学的通说。[6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32章第6节。[60]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4条、《行政处罚法》第20条将委托限定在法定权限内，也存在是否可以将法定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全部或主要部分加以委托的问题。[61]假设：经甲乙两地政府协商一致，甲地政府在乙地建设1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并取得该地全部地域管辖权。
该10平方公里地域正好是乙地A乡的整个辖区。[30]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也是如此。
如前述洋山保税港区管委会在接受浙江省一方有关行政机关委托地域管辖权的同时，还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事务管辖权的委托。行政合作的制度工具之一是行政委托，除事务委托外还有职权委托。
法律效果包括有利和不利两类。行政法上的代理与民法上的代理相同，是一种代为实施法律行为、处理特定事务的委托，并不发生权限的转移。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认为，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作为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委托。《山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委托无线电监测站具体实施行政处罚，并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负责监督。在《行政诉讼法》施行初期，基于执法责任制考核，行政机关往往通过拖延行政复议或作维持复议决定，规避行政诉讼被告。第二，避免受委托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
机构委托是指一个机构在执行所属行政主体的任务之外，还执行另一个行政主体的任务，并且在此范围之内作为该行政主体的机构活动。专属性的行政权，既不能由行政机关自行委托，也不能由特别法规定行政机关委托。
这样，它们就可以成为受委托机关，并已有较多特别法的规定。[14]行政机关相互间委托的法律化，既反映了行政实践的需求，也是为了规范实践中行政委托的任意性。
因此，特别法不得作出允许受委托行政机关再委托的规定。法院对该委托予以尊重，但不认为受委托机关因此即成为了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主体，也不能认为其实际取得了独立实施补偿安置的行政主体资格，更不能认为委托行政机关因此免除了法定的补偿安置义务。
《行政强制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31]乔万孝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3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27]也就是说，该案中的委托没有构成行政职权的转移，自然就没有构成法律责任的转移，因而属于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随着行政案件的日益增多，[84]提升行政案件管辖法院级别的结果，是基层法院行政案件过少，[85]而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压力不断加大，甚至不堪重负。
如县级政府在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后，委托所属街道办事处办理拆迁补偿事宜。[77]参见前注[1]，叶必丰文，第94页。
正因为如此，《行政许可法》在规定行政机关间的委托时就没有、也不需要规定上述条件。如果以受委托行政机关为被告，则一审行政案件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基于行政机关间的委任产生行政职权的转移，本文将委任称为职权委托。在相对人类型上，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事权为例，事权包括对高校、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等的监管权。
张广坡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4558号行政裁定书。受委托行政机关代行职权获得的利益即有利的法律效果应归属于委托事务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也需要法律、法规或规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行政立法主体既可以规定授权也可以规定职权委托，如果没有准确使用授权或委托就很容易混淆职权委托和授权。[16]在德国行政法学上也有与日本相同的区分，不过被我国学者翻译为机构委托和机构授权。
当前的区域合作或地方合作，主要是一种行政机关间的合作。在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落实上述行政许可委托条款的，主要是低位阶的规章。
行政委托则是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是行政机关与受委托组织或机关间的关系。[58]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风景名胜区条例〉办法》第24条第1款规定：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市）以上自然资源（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规划竣工认可手续。
[48]参见门中敬：《论宪法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之区分——以我国行政保留理论的构建为取向》，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12期，第24页。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及时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
